但是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群药店职业打假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他们是怎样一群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很多人好奇，为何会有这样一个职业的存在？其实，这一切还是源自于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的出台，其中第49条明确“假一赔一”意味着双倍索赔，也就是100%的利润。因此，《消法》导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不仅是中国司法实践的一次突破，而且还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工种———职业打假人。而药店则是他们一个非常主要的阵地。

  职业打假人首先是以利益为最终目的的，打假之后所获得的赔偿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所以在打假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成本和利益，如果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大多数是不会做的。

  视工作能力和运气而定，多则年薪过千万，少则入不敷出，但是平均每月1万元左右还是能确保的。

  工作装束当然是越普通越好，但是由于已经有“案底”，为避免被认出来，每次着装风格还是要有一定变化，并且墨镜也是不二之选。

  职业打假团队专挑全国各地药店购买假冒伪劣药品，在购买过程中，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购买和开票，有人负责录下声音和影像，更不可思议的是专门的司机。

  1998年4月开始，职业打假人王海偕刘殿林开始对一种叫“淋必治”的假药出手。

  “淋必治”实为“诺氟沙星”，是一种专治拉肚子的常规药物，市场批发价仅为0 .31元/盒。但是，这种药到了药贩子手里，便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专治淋病的进口药品“淋必治”，卖到了每盒68元或79元，价格提高200多倍。

  经过缜密调查，王海在秦皇岛、哈尔滨、唐山等地的几十家药店一口气吃进了10多万元的假“淋必治”。王海接下来一口气将这几十家药店诉至法庭。

  首先，直面应对，妥善处理。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对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不必纠结，更不要有畏难情绪，应尽可能熟悉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充分利用每一个细小的信息与投诉举报人做沟通，变被动为主动，严格按程序履职到位，依法处置。

  其次，分清诉求，履职尽责。对职业打假人的诉求涉及投诉、举报、信访、政务信息公开等不同性质的案件，最好是分开处理，分别答复。答复内容要兼顾程序和实体，避免遭到行政不作为的复议和起诉。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信件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投诉信与举报信分开写，一种是投诉、举报内容合并起来写，信的抬头就叫投诉举报信。无论是哪种形式，处理投诉事项与处理举报事项这两项工作都必须按规定进行，不能只处理其中一个，更不能两项工作均不开展，否则就是行政不作为。

  第三，严格程序，依法处理。对于职业打假人投诉的事项，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移送处理或者不予处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投诉人。对于举报事项，应当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核查，经核查属实的，立案查处，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反馈给举报人，依规定给予举报奖；经核查不实的，应当及时将核查的情况和不予立案查处的理由反馈举报人。

  第四，投诉案件宜诉讼，不宜调解。一般而言，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是基于购买合同引起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对于职业打假人在其投诉举报信中要求的赔偿损失，监管部门不宜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最好是建议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调解作为一种处理手段，没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另一方面，在执法人员介入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过程中，生产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同时碍于执法人员的情面，常常会对投诉举报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做妥协。作为行政执法机构，不应充当职业打假人向企业索要高额赔偿金的工具，当然也不能偏袒企业，落下充当企业保护伞的口实。

  第五，统一模式，回复标准化。上级部门对投诉、举报的相关受理、答复文书应进行统一规范，出台文书范本在受理答复中加以运用，回复内容尽可能标准化、模块化，确保内容叙述清晰，引用法律、法规准确。对同类投诉、举报、信访、信息公开案件，上级部门提出统一的处理意见，基层监督管理部门应参照执行，防止上下级部门之间、不一样的地区部门之间解决方法、处罚幅度不一致，给职业打假人造成可乘之机。

  当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只有进一步开展执法打假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的提升生产经营企业的诚信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确保其为广大购买的人提供合格的产品，从而使得职业打假这个行业无利可图、无假可打，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