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他们主动购买假冒、不合格产品，或是有各类技术型瑕疵的产品，然后通过举报、诉讼或索要的形式，达成针对商家的惩罚性赔偿。之所以叫职业打假人，在于打假，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营生。

  这个群体似乎总能找到有问题、有瑕疵的商品，并在各类法律和法规当中，找到似乎有利于自己发起惩罚性索赔的依据。但在实际案例当中，分明又能看到那些肉眼可见的不合理，深感自己冤屈的商家，还有频繁被职业打假人询问乃至“骚扰”的监管部门。

  至少，那些遭遇职业打假人的商家，很多时候实际上对于自己究竟涉及了什么样的问题，几乎都不了解。法律和法规的不了解，各类风险预判的不熟悉，往往是很多商家的真实状况。

  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是促进了社会一般零售消费的进步？还是只是针对商家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牟利？以及在那些真正促成一种服务得到一定的改善，或是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的案例当中，职业打假人又起没起到作用？

  这是一场涉及商家权益、职业打假人利益、监管部门和司法体系的介入等多方构成的现象。

  八月的上海，依然炎热，张雅婷（化名）的过桥米线店里，也和店外一样的燥热。

  “品智PLSC”见到张雅婷的时候，她穿着一件围裙，左手拿着刚做好的外卖，右手拿着手机，声音嘶哑，站在炙热的太阳底下，几乎要哭了出来。就在看到她的前一晚，张雅婷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一共接到了20来个骚扰电话。

  而在一周前，张雅婷的店铺频繁遭遇差评，要么称饭菜馊了，要么称里面有虫子头发，“我觉得这事儿蹊跷，两三天里增加了十几个差评，不像是普通买家给出的。”

  “原来他们是一个团伙的！打了几个电话过去，都称给钱才删差评，要不然，会继续不停地写差评。”回忆起那通电话，张雅婷愤懑道。

  接下来的24小时里，这个团伙变换号码给她打电话，因为要做外卖生意，张雅婷没办法拒绝接陌生来电。当天凌晨2点，她接到了20个一接通就挂断的来电，这极度影响到了她的工作生活。

  警方来到店里，留样、取证。最终以作案团伙号码变换频繁难以追溯，以及金额不足立案标准为由，结束了调查。

  走投无路的张雅婷，求助来她店里送外卖的骑手，拜托他们帮忙留意拿外卖的人员和场地信息。但这个团伙十分狡猾，过几小时后才拿外卖单，外卖骑手同时要送多个单子，在不确定对方是否是敲诈人员的情况下，等待几个小时，显然是行不通的。骑手们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

  “今儿个他们（指骑手）这样对我，以后他们遇事儿 ，我气不过也不会去管他们！”张雅婷愤懑道。

  张雅婷是个单亲妈妈，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年，全靠她和年迈的父母一起打理。12块一碗米线块的都要多。她的小孩只有四岁多，平时就在店里的地上玩耍。店里贴心准备了肚兜和可爱的手机支架，墙上贴满了五彩斑斓的问候标语和贴画。

  “我怀疑，这个团伙之前来过店里蹲点，发现我的现状后（指单亲妈妈身份），决定进行骚扰。”她有些痛苦地捂脸说道。

  一直在北京经营茶叶电商生意的刘伟（化名），正在给法官发消息，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没办法生活。他答应赔付10万元赔偿金，但仍是不服气的，打算申请走检察院监督程序。

  “10万块钱对我们家是很大的一笔钱。现在茶叶生意不好做，这几年本来就亏本了，前两年把老家房子卖了填补亏损，一家子男女老少挤在出租屋，为了节约房租，今年又搬到离小孩学校更远的门头沟。事实上，被法院冻结的那张卡里也没多少钱了。”

  刘伟在电话里和“品智PLSC”哽咽道：“我不服，我的茶叶质量没问题，为何需要赔这10万块钱。”

  42岁的刘伟，正处于小孩老人都要花钱的年纪。从2019年开始做茶叶生意，至今遇到类似案件有5起，绝大多数都是以标签瑕疵为由的职业打假行为。这些年，光在吃官司上，他就花了将近20万元的费用。

  早在2021年，刘伟就遇到了职业打假，也是因标签瑕疵。他应诉且最终胜诉了，但是打官司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万多，而败诉的职业打假人只花了3000多元。

  “他们做这行熟练了，有关规定法律法规都摸得透彻，不需请律师，只出个起诉费即可。而商家遇到这样的事，不知所措，请律师是难免的。就算赢了，我们大几万也花出去了。”他表示：“毫不夸张地说，在北京卖茶圈子里，90%的朋友都曾遇到过职业打假。”

  2024年1月份，一个收货人姓名为李总的人在刘伟的淘宝店里，购买了5饼茶叶，共付款 10190.4 元。4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电话，称有位名叫李想的人起诉他在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请他做好应诉准备。

  “接到法院电话时，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连续接到几次这个电话后，上网查证，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刘伟回忆道。

  在应诉之前，刘伟将茶叶样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质量没有问题，样品品种年份与包装上标明的一致。

  “我们也联系了生产厂家，这个厂家是受品牌方委托生产茶叶的，品牌方公司早就注销了，找不到人。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生产厂家不承认这是他们生产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厂家生产的，我们玩茶的圈子都心知肚明。”

  1月12日，王芳接到了自称是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称一位名叫李想的人，声称买到了她售卖的假冒伪劣茶叶，已经起诉，调解费是货物的十倍价钱。

  突然脑中闪过一件事，今年一月份，自己的淘宝店铺卖出了5个茶叶饼，每饼2000元，一共是10000元。

  “那人下单时很爽快的，只问了是不是哪个茶厂生产的，确认之后也没问其他的，就下单了。当时我还挺意外的，因为这茶叶已经有几年没卖了，想着应该是了解茶叶的人才会买。”王芳回忆道。

  普洱茶等由于生产年份过久，溯源较难，成为了职业打假人的“眼中钉”。蛋糕的装饰品、保健品、化妆品分装小样、食品的批准码、老人经营的商铺等，都是职业打假的重灾区。

  2023年，一个职业打假人在上海向1372家餐饮店提出高额索赔，索赔理由是“无证拍黄瓜”。也就是餐厅常见的一道凉菜：拍黄瓜。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之前“拍黄瓜”的争议就不断：有火锅店因为卖“拍黄瓜”被重罚1万元；之前“凉皮放黄瓜丝被罚”还上过热搜；湖南株洲一对父子竟然曾举报当地饭馆“拍黄瓜”49次。

  “拍黄瓜”成了“职业打假人”的“最爱”。拍黄瓜之前属于食品监管中“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的特殊类目，需要办理专门的食品安全许可，对餐馆提出了拥有不低于5平方米的制作凉菜的专间等高门槛。所以，此前市场上出现的索赔案例，职业打假人对小饭馆卖“拍黄瓜”是“一告一个准”，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馆可能面临动辄数千乃至上万元的重罚。

  “拍黄瓜“处罚乱象不是个例。近年来，牟利目的的职业打假层出不穷，已形成灰色产业链。

  职业打假人在购买某种产品后，会录制详细的开箱视频，确认产品不符合标准后，直接起诉卖家。

  “起诉之前，他们不会跟卖家联络，如果被卖家抓到了要钱的把柄，可能会被认定为敲诈。”邝安杰说道。

  邝安杰是专注反职业打假的法律从业者。初中的他在一次偶然维权事件后，与不法商家较上了劲，购买任何商品都特别留意。大学毕业后，他在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过程中，发现了职业打假的市场乱象。

  “最近几年，职业打假的人明显多了，绝大部分的职业打假行为是奔着牟利的。”发现这点后，邝安杰开始着手做反职业打假的咨询。

  “职业打假成本低，网购十瓶药品，如果没有问题，可以退九瓶，自己只需承担一瓶的费用。但如果有问题，商家就要赔偿十瓶药品的十倍价格。”对于某些职业打假人而言，职业打假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小红书、微博......到处都是职业打假人招募学员的消息，除了这些，更多的是靠私人渠道贩卖课程。

  职业打假人培训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教学生怎么精准找到目标商品、怎么写诉讼书、怎么送检以及如何利用法律条款。甚至，职业打假人可能有固定合作的鉴定机构。

  “我发现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检测报告来来去去都是那个机构，不排除他们跟一些检测机构达成长期合作的可能性。”邝安杰说道。

  陈之强是职业打假人。在经历了一场重大人生风波之后，他现在仍在做职业打假人。

  出生于2003年的陈之强，被称为中国年龄最小的职业打假人，他的职业打假生涯始于2019年，那年他才16岁。而后在2021年2月初（也即是陈之强刚刚成年的时候），到2021年12月底，一年时间提起了800多场官司，获赔10多万元。

  从初中开始，陈之强就对法律产生了兴趣，还购买了法律书籍翻阅。2021年夏天，陈之强选择自考本科，拿到了暨南大学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专业为“法学”。

  但在2021年底，他的打假经历不得不暂停。直到2023年中期开始，除了个人打假，陈之强也做起了“收徒”的业务，开设打假维权交流群，收取学费教授别人如何职业打假，最多的时候，同时有20多名学员。对于收徒，他不肯多说。理由是这有点涉及到“法律边缘”了。

  陈之强一直秉持的理念是自己在做正义的事情，顺便赚点小钱，哪怕为此付出过代价。

  陈之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未来五年规划时，称自己也没想清楚未来五年的具体规划，先在职业打假路上继续走着，赚点钱再说，但是现在法律和法规在逐渐完善，打假也不好做，诉讼失败的概率很大。

  2019年，16岁的陈之强看到了职业打假的“钱景良好”，放弃学业，首次打假。2024年，21岁的陈之强在职业打假路上，依然是一去不复返。

  “打一次假是好事，打十次假不可能变成坏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判决书当中的用语，常被陈之强引用。

  除了上述提及发生在上海的案例，让上海市场监管部门面临“职业打假”案件的纠缠。职业打假的现象与市场监管部门的频繁打交道，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天津市东丽区市监局披露，去年该局的行政复议几乎均为职业打假人申请。

  “这么多年来，基层各种工作都是苦于应付。职业索赔人一纸投诉举报，我们就要忙里忙外，挤占了大量的行政资源。”某市场执法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透露道。

  “问题是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的各项任务、职责也越来越多，人员却没有增加，形成强烈反差。”

  职业打假人员没有从市场执法监督部门得到满意结果时，一般会向上级部门提起复议，一旦下了复议决定书，职业打假人不服的话，复议机关也要面对职业打假人的诉讼。

  “职业索赔人是不管你人多人少，只要拿不到钱，就会缠诉，直到路的尽头才死心。”

  如若执法人员建议商家拿钱息事宁人，这正中某些职业打假人下怀，他们会立即申请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解决了短痛，但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对不法商家的威慑，反而职业打假人会蜂拥而至，后面的投诉举报只会越来越多，坑越来越大，浪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职业举报主要瞄准易搜索发现、门槛低、危害小的领域，而对于真正需要打假的售假窝点、重大安全违法行为，却不会打、不愿打、不敢打。这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违背了公平公正。”相关执法人员透露道。

  决定打官司之前，行政执法人员跟王芳建议与职业打假人私了：“调解的价格可以谈，要不然打官司也要花大几万块钱。”

  “我不服，茶叶质量没问题，为什么要赔钱。就算打官司要付很多律师费，我也要坚持到底。”王芳愤懑道。

  “经查公开的裁判信息，李想已经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同类诉讼以获取惩罚性赔偿。李想购买该茶叶是有规划的，持续性的牟利行为，本案所涉茶叶不再属于李想为’生活消费所需’购买商品，其权力行使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

  做茶叶生意的刘伟却没胜诉。一审败诉，二审胜诉，三审败诉。他打算发起复议，已经将王芳胜诉的判决依据提交给法院，希望有新的突破。

  商户该不该赔、该怎么赔，司法界是有争议的。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不将职业索赔者简单定义为“消费者”，已慢慢成为共识。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江西上饶的胡女士，最近也收到了法院的通知，疑似被职业打假人起诉。在辗转几个不眠之夜后，她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建议她不要走调解程序，做好应诉的准备。

  “当商家遇到职业打假时，我更希望他们走法律途径而不是私下解决。私下解决的话，打假人继续打假，商家继续卖这款商品，市场行为并没有得到规范。”邝安杰说道。

  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人员表示，案件引到政府部门、引到法律途径后，商家会得到更全面的指导，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经营者持谨慎包容的态度，根据“轻微违法首违不罚”原则，在面对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问题，商家首次被举报一般不会被处罚。

  首先，现行的不少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和现实的经营环境有一定的脱节，这让很多“职业举报人”打着法律的幌子实施敲诈。像“凉皮里面放黄瓜丝”本身就不宜适用《食品安全法》当中有关“冷食类食品”的特殊监管规定。这需要进一步细化执法标准和流程。

  其次，个别执法机关没有精准把握“轻微违法首违不罚”、过罚相当等的原则性规定，机械套用法律，甚至为了减轻工作压力，建议商家与职业打假人和解，让他们有机可乘。

  最后，社会对于“职业打假人”负面影响，没有形成广泛共识，不少人还是相信“职业打假人”的所谓“积极作用”，导致执法部门难以下决心果断处置。

  邝安杰碰到的反职业打假案例中，有一大半是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标签瑕疵，比如批准号没更新，纯净水当矿泉水上架。

  “职业打假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行为也需要规范。”在采访的最后，邝安杰低声道。

  张雅婷的店铺最近一直显示在打烊中，她打算跟不法团队私了。“没办法，做不了生意，人也睡不好，接到电话就像惊弓之鸟，精神萎靡不振得很。”因为店铺打烊，父母带小孩回了老家。只有她自己单独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王芳没有继续从事茶叶生意了。2019年，她已经在家带娃3年，意识到全职家庭主妇与社会脱节的后果后，基于对茶文化的兴趣，开始着手做茶叶生意。遇到这件事后，她又陆陆续续遇到其他职业打假人。

  “有一次，一个买家声称要办酒席，询问能不能把一个茶饼分装成几十份，我当时就意识到分装是三无产品，这个人大概率是职业打假人。后面又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太麻烦了，我就没干了，现在又回到在家带娃的状态，没办法，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增加收入的路子吧。”

  刚入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王小明（化名），在行政复议的压力和对商家的同理心之间摇摆不定，咨询某市监论坛时，他生出辞职的想法。

  陈之强作为职业打假人，现在觉得自身做的授课，也未必是完全正当的收入行为。但从他内心感受来说，至少比之前通过职业打假挣来的钱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