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贷款余额210.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206.1万亿元，关注类（逾期）贷款余额4.8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3.3万亿元，较上季末减少272亿元；不良贷款率1.56%，较上季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在给经济带来活跃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和法律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金融的健康发展，预防系统性金融借贷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已成为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面对一系列的逾期借贷纠纷，当前的三种主要解决方法有协商、调解和诉讼，三种方式处于层层加码的递进状态。贷后处理过程中，金融机构会根据借贷人逾期情况采取对应的解决方式。只不过，这些解决方法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足。例如，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诉讼压力、诉讼金额限制或诉源治理的指标考核，过多的逾期借贷纠纷案件往往被积压在排队诉讼的阶段。与此同时，协商催收又会或多因催收方式与力度问题处于合规边缘。

  2016年1月5日，司法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要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逐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提升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借贷风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2019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方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出坚持党对司法工作和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建立、健全专业高效、有机衔接、便捷利民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

  此外，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可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同时达成司法确认的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保障司法确认后当事人的履约率，降低再次逾期进入诉讼程序的体量。

  民商事调解组织这一中立的机构则在相关监管政策以及调解工作指导意见等助推下相应而生。

  蓝鲸新闻自某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资深业内人士处获悉，调解机制的核心在于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介入，旨在协助借款人与放款机构或债权人之间解决纠纷。此调解过程依据是否涉及法院的直接参与，可细分为普通调解与法院特邀调解两种模式，这一区别明显影响着调解的权威性与效率。具体而言，获得法院特邀资格的调解机构，在执行调解任务时，其言辞往往更具法律效应与说服力，同时也更易于获得相关方的积极响应与配合，从而有效促进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支持鼓励人民法院吸纳合乎条件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组织或者个人成为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接受人民法院立案前委派或者立案后委托依法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在协商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解决纠纷。

  据了解，法院调解作为受到法律严格规范且具有威信力的存在，是许多、消金公司等金融机构选择处理贷后纠纷的路径之一。

  以某消费金融公司为例，蓝鲸新闻了解到，其在贷后纠纷调解方面与地方法院展开合作，与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通过保全调解的方式解决了一系列的逾期案件的纠纷，单月处理案件数148笔，涉案金额340万，调解成功28笔，占比18.92%，调解金额占比15.9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诉前调解案件收案906万件，同比增长12.3%，诉前调解成功率72.27%，同比增长3.47个百分点。“总对总”合作单位接受法院委派诉前调解纠纷95.3万件，同比增长8.77%，诉前调解成功78.1万件，同比增长19.98%。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可得知，全国法院的诉前调解收案量数量庞大，诉前调解机制在推广的同时，也面临着处理海量案件的挑战。

  对此，蓝鲸新闻进一步了解到，上述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采取特邀调解组织的方式开展立案前后的依法进行调解工作。据了解，该特邀调解组织系通过协助地方法院开展诉前诉后的调解工作，截至当前，该调解组织共计受理案件80.56万笔，涉案金额178.82亿元，调解成功4.6万笔，调解金额9.44亿元，为逾期当事人调解减免2.3亿元。

  与此同时，随信息技术的不停地改进革新与突破，众多新兴科技也在不断涌入多元解纷领域，推动诉源治理的发展。“数字治理”在深化当前的在线调解机制的同时，也通过科技智能平台将其具象化。

  上述不良资产处置业内人士向蓝鲸新闻表示，“调解工作大模型的核心有两点，第一是信息修复，如果机构支持客户信息修复，可减少因征信等引起的问题。第二是可以验证客户资金能力，注入科技能提升筛选客户（还款）能力，提升调解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蓝鲸新闻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民非调解组织在助力解决金融纠纷时仍存在一些阻碍。

  据了解，在实际调解过程中发现，部分逾期当事人为躲避债务选择拒绝接听调解热线，部分逾期当事人换号或拦截是造成调解触达率（低于20%）低下的根本原因，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无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相对有效调解，不能高效地化解金融借贷风险，造成大部分案件仍然积压在排队等待进入诉讼程序阶段。

  有从事调解工作业内人士向蓝鲸新闻表示，当前调解组织面对调解触达率低、调解文书的法律上的约束力等问题导致没办法高效调解的困境。“如何借助司法力量解决调解组织提升触达率和调解率，以助力司法部门高效处理金融纠纷是调解组织当下的诉求。”其表示。

  对于提高民非调解组织的调理效率，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晨黠律师向蓝鲸新闻表示，“可优先考虑三方面的要素：一是如何构建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现阶段人民调解协议需要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才具备能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提高这种司法确认的成功率是每一个调节机构都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二是怎么样提高调节对象的触达率，在因为缺乏联络方式导致没办法触达调节对象的情况下，可以探索例如与三大运营商、人民法院协作构建委托送达调解信息的机制，在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泄露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触达途径。三是加强对调解工作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升大众对民非调解组织的认知和辨识能力。”

  现如今，相较于庞大的待处理金融纠纷案件，不论是法院还是特约调解组织，都在或多或少存在人力与效率不足的情况。或许随着后续通过特邀调解的方式化解金融纠纷的队伍不断壮大，解决方法逐渐完备，相关困境能够获得解决。在帮助金融机构收回合法利益的同时，更好的帮助逾期欠款人回归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