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公审大会是在一个露天的体育场中进行的，观众席上不仅有普通的百姓，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来接受教育的高校学生。

  而场上除了这个女罪犯，更多都是男罪犯，他们就没那么好的心态了，一个个都低着头，显然犯得罪都不轻，即便不是死刑，也要蹲个十几年的大牢，再加上有些犯人的家属也在现场，因为羞愧，他们往往畏缩着身子，避开观众的视线。

  这样的公审公判大会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上个世纪末，它曾经是我国打击恶性犯罪的常见手段。

  所谓“公审公判”，通常是某个地区各县市公检法部门联合组织的活动，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死刑的罪犯们被押到公开场合示众，公开宣读罪行和判决。

  随后，这些被五花大绑的犯人会上写有名字与罪名的“亡命牌”，经过游街后公开行刑，期望借助这种方法起到杀一儆百、震慑犯罪的作用。

  而我国各地公审大会最频繁的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因为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花花绿绿刚刚进入国门，国内经济则百废待兴，待业青年的总数超过了2000万。

  而司法领域才刚刚制定成文刑法，10年浩劫中被完全摧毁的公检法系统刚刚恢复。

  1983年，民间缴获的非法竟达到2万余把，弹药50万发，更不可思议的是大量的手榴弹、土制炸弹等爆炸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基本安全都没办法得到保障，女性不敢单独走小路，男性不敢夜晚出门，严打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众自觉的呼声，而公审大会就在这种大背景，被频繁用于审判犯人。

  虽然进入新世纪初，这样的一种情况已经少了，但在必要打击犯罪的时候，还是会开展。

  2009年，韩城同样有一起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公审大会，而这一次不是公审一众罪犯，只为审判抢劫犯张耀峰一人，那他究竟做了什么，竟要大动干戈的用公审来审判？

  1983年严打期间，很多人都认为公审公判和公开处决过于野蛮，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国内外很多势力借机开始舆论造势，将公审公判大会与中的“批斗大会”联系起来，当做攻击中国政府的舆论武器。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严打结束之后的1984年，便下发了《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的通知》。

  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民众的情绪一定要通过公审的方式予以抒发，王平顺的牺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平顺是韩城市新城派出所最优秀的民警，入职三年来，他先后查处办理各类案件300余起，调解纠纷400余起。

  平均每天出警都在15起以上，最多的一天高达28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嫌疑犯100余名，被同事们戏称为“超人警察”。

  短短两天后，通过调取监控与走访，他成功在闹市区找到了嫌疑人张耀峰，然而没想到的是，张耀峰竟然掏出弹簧刀暴力拒捕。

  虽然王平顺在同事和热心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把他逼入了一条死胡同，但突然，狗急跳墙的张耀峰持刀向王平顺冲来。

  当群众将张耀峰控制住后，大家才注意到了触目惊心的画面——王平顺身中两刀，肠子流出，眼球被戳破，刀子顺着眼眶直接捅入大脑，鲜红的血染红了地面。

  尽管群众第一时间将他送往医院，但医生也已经无力回天，王平顺的生命定格在了32岁，留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事后，“闹市区残害民警”的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追悼会当天，10万群众自发聚集在灵柩周围，送别英雄，有的人甚至走了几十公里的路前来参加悼念仪式。

  王平顺在死后被追授为烈士、杰出青年卫士，葬于韩城烈士陵园，陕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亲自前来，为墓碑献花。

  在2010年2月，王平顺烈士牺牲一周年的纪念日，他被五花大绑、插上亡命牌，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给了韩城市人民一个安慰和交代。

  然而2010年之后，这种公审公判大会逐渐消失在了大众视野，现在更是几乎看不到了。

  到2020年时，我国的严重暴力犯罪率已经下降到3.9%，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此时如果再想要开公审公判大会，往往只能拉一些坑蒙拐骗、卖淫嫖娼的小罗罗充数。

  这些人往往都是多次进宫的老油条，在公审公判大会上经常嬉皮笑脸，使得公审公判完全失去了震慑犯罪的效果。

  2016年，四川省阆中市法院以“妨害公务”的罪名公审公判了几名在讨薪时冲击政府部门的农民工，意图警告社会不要“恶意讨薪”，没想到却引起了社会上广大劳动者的普遍同情心理，几名被判刑的农民工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崇拜的“英雄”。

  这让大家逐渐意识到，“公审公判”这种司法形式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并且公审公判往往是“先定后判”，嫌疑人的罪名早已确定，审判仅只是宣告罪名的仪式，不仅侵犯了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也断绝了嫌疑人通过上诉改变判决的可能。

  此外，公审公判大会的“公开”，往往只停留于对群众情绪的煽动，而忽视了证据、法条说理等程序细节的公开。

  而如今，随着恶性暴力犯罪的日益减少，人们对法律程序性、技术性的要求逐渐超过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简单情绪。

  再加上，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今天的法院，能够最终靠网络平台公示判决书、审判过程和相关证据，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够最终靠查阅这些资料，来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罪犯的判决过程。

  总而言之，公审公判大会在那个治安混乱、法治不健全的时代里，曾经承担过它应该承担的使命。最终，它也因为法治的逐渐发展而被社会所淘汰，走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