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假货在，职业打假人就会在。”阿玖仍保持乐观，在他看来，职业打假人是市场监管的补充力量，“我们的存在是对商家的震慑。只要你自己不出问题，怕我们打假人做什么？”

  5月3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走进超市之前胡勇打开了手机录像，画面摇摇晃晃，背景音乐嘈杂。在米面油区，一堆套着塑料袋的皮蛋堆在散货区，除了标签其他都无。他随手摸了3枚皮蛋，共计4.5元。

  所有过程都被完整录下来，日后将变成诉讼证据，按胡勇的经验，这3枚皮蛋最终将因为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商等必要信息的标签，而被认定为三无产品，商家也面临1000元的索赔。

  类似的案子，胡勇已经打过数百次之多，即使他十分反感被称为“职业打假人”，但打假确实慢慢的变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5月16日，一份由重庆某高校法学院副教授赵长江团队作出的数据报告说明，凭借最高的案件数量、全国第二高的一审胜诉率，重庆慢慢的变成了全国职业打假人最多的城市，打假人“抱团打假”成为趋势。赵长江提出：“警惕职业打假人变恶龙”。

  数据之下，是重庆某连锁超市一年被起诉933次，也有茶商一次被诉赔偿八九万元，最终关店。有商家认为，职业打假人已造成重庆市营商环境的恶化。

  但在职业打假人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并且切实推动了重庆商家的自我改进。胡勇长期关注商超食品，在赵长江的报告中，他被认定为某打假团体的核心成员，“打假的前提是有假，没道理我们打一次假货是屠龙少年，打十次就变成恶龙吧？”

  一位接近重庆法院系统的人士和记者说，对于职业打假这一行为，此前重庆总体上氛围确实较为宽松。但在近来特别是“150碗扣肉”案后，法院系统已“受到了触动”。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表示，职业打假人确实已经引起重庆高院的关注，但就此话题暂时没有办法接受进一步采访。记者多次致电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截止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150碗扣肉案后，重庆的职业打假人们明显感觉到氛围的变化：立案变得困难，曾经被支持过的类似案例被驳回的比例增高……重庆市司法系统在职业打假这一领域是否会转换思路，重庆职业打假人将走向何方，无论被打假方还是打假者，都在密切关注。

  四川人胡勇于2010年来到重庆，经营过火锅店，搞过烧烤，最后意外发现打假是条挣钱的路子。2016年，他开始步入职业打假人行业。

  “我主要打超市1000元的那种单子。”胡勇说，他是“小单流”打假人的代表，擅长寻找超市的各类问题商品，包括商品包装不规范、过保质期、标签不合规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消费者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能要求商家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不足1000元的算为1000元”，由此，单次购买价格不足100元的食品，胡勇也可以主张1000元赔偿。

  36岁的胡勇看上去很普通，长相普通、穿着普通，但他已经是重庆本地叫得上名号的职业打假者。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胡勇”作为原告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551件案件，其中本人提起诉讼468件，其余为担任李娟、胡涛、殷庆、杜文江、彭育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六人在多个案件中互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总计提起诉讼1461件。

  和胡勇的“小单流 ”不同，90后职业打假人阿玖更多专注于保健品和酒类等商品，擅长大金额标的打假。

  和胡勇一样，阿玖看起来也很普通。普通的T恤，普通的牛仔裤，普通的运动鞋。“普通”几乎是职业打假人的入行标准之一。

  入行之前他是保健品销售员。“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卖得很好，然后市面上就出现很多假货，每年我们都要打好多官司。”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打假这件事能赚钱，“我就辞职做打假了。”随后，阿玖来到重庆，拜了“师父”，正式踏入职业打假人的江湖。

  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阿玖的团队里，邢钧和阿旺是从外地前来投奔。邢钧20岁出头，爷爷奶奶曾长期买三无保健品，后来相继患癌去世。他坚信那些被销售员塞进自己家里的床垫、 净水机以及吃不完的瓶瓶罐罐，直接引发了老人的生病去世。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了阿玖的视频，从家乡到了重庆。“我打假就是要报复。”他咬着牙说出这句话。

  来自广东的阿旺也是从网上找到的阿玖。他曾经是一名室内设计师，但这份工作让他感觉无趣。“我觉得我是想要匡扶正义的人。打假这份工作，很接近我的性格。”他是阿玖交了学费的徒弟，已经在后者手把手的指导下打过官司并胜诉，“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是觉得有成就感的。”

  成就感和正义感这两个词，多次出现在采访中。和胡勇相熟的向志入行前是一家地图软件公司的话务员，他说曾看到一个职业打假人的新闻。“那大哥肉眼可以辨别红宝石的真假。”他语气兴奋地回忆，当时如何被对方的高额收益震住，又如何为这种厉害的本事折服，“好神奇，还有这种职业！”

  正式进军打假领域后，胡勇做了一年的举报投诉，才敢踏入“诉讼”的大门，他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尝试起诉商家的情形。“网上查的时候感觉自己都懂了，真的打官司，发现每个步骤我都不知道，每个步骤都有错。”他回忆自己站在法庭上，被法官一连串的问题问得一脸蒙，“法官最后干脆直接问我，你师父是谁？怎么什么都不教你的？”胡勇说自己不存在师父，“就这样错一步改一步，自学成才”。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觉得职业打假人赚钱容易的，都没看到背后的投入。”向志掰着手指算学习成本，“从入行能独立打官司，没个一两年做不到。然后造假的人技术每天都在提升，我们也要同步更新知识库。”在他看来，做一个职业打假人需要的知识储备，“等于读一个研究生”。

  5月23日，阿玖展示自己的视频账号。阿玖穿着黑色连帽衫，留下联系方式，征集打假线索。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线下可端窝，线日，一份来自河南的EMS快递送到阿玖位于重庆巴南区的办公室，里面装着关于某品牌“复合饮品”的检验报告。“含有。”他随手唰唰撕开，把报告扯出来一看，表情没有一点变化，“这是减肥药里常见的违禁成分，郭美美第二次坐牢就是因为卖含有这东西的减肥药被抓的。”曾被大范围的应用于减肥药，因会增加严重心脑血管风险，2010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全面叫停我国制剂和原料药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报告被他装回信封，随手放在了沙发旁边的一堆纸箱上。这些箱子印着“贵州茅台镇”的字样，类似的“茅台酒”在这间约80平方米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一共106箱。“买来的价格大概十多万元，分别从五六个商家处买来。”他打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6瓶除了没贴标签、长得和茅台酒几乎一模一样的酒，“内供酒、原厂酒、茅台镇酒，都是差不多的说法吧。要么是贴了标签的假货，要么就像这种，标签都没有。”

  通常，出于对风险的考虑，阿玖不在同一个商家买太多货物。“一方面会考虑一个案子金额太大了，打官司的时候有风险，另一方面，我们打假，他知错就改就行，没必要一次把一个商家打垮。而且一个店，一赔十，你买个十万他就要赔一百万，买多了，赢了也可能拿不到钱。”

  “我不需要专门去搜寻假货，日常生活中假货就够多了。要说明我就买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发现假货我就打。”5月29日，阿玖带着小组成员吃饭，点单的时候服务员推荐酸梅汤，他立刻表示拒绝：“那个太假了，都是兑出来的。”鲜榨西瓜汁也不能喝，因为加了西瓜浓缩汁。他最终点了椰汁和啤酒，打开前还习惯性地拿起来看了一下瓶子。

  将胡勇等人的名字“拎出来”的报告，是赵长江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的大数据分析。这份名为《警惕职业打假变恶龙——以重庆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的报告在5月16日发出后，引发多方关注。

  “重庆的打假案件数和职业打假人数，都是全国第一。并且这两个数据之高，让我非常意外。”赵长江在重庆某高校法学院任教，在数据分析后他发现，重庆近几年打假案暴增，“以食品安全、侵权责任纠纷为限定条件，最近5年，全国共有18000多件一审判决案件，其中，重庆案件总数为10648件，占全国总数的59%， 比排名第二的广东省多出9049件，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重庆是近五年来，食品侵权案件胜诉率第二高的城市，达83.41%。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虽然天津胜诉率比重庆高，达到92.51%，但五年来总案件数仅有668件。

  胡勇否认“团队打假”的存在。“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出去逛商店，一家一家走，走远点开个车也要油钱。一个人去也是去，几个人去也是去。”对于团队打假、互相提成的这种可能性，他坚决否认，“各买各的，各自起诉，都是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从来就没找别人要线索费这种事。”

  阿玖说，职业打假人这一行其实流动率挺高。许多交费报名的“徒弟”，很快对这一行失去兴趣，自行退出，也有人资质不够，最终被阿玖淘汰。“做这一行需要悟性，而且要能学得进去。”他坦白说自己收徒学费4000元，如果要手把手带，费用会更高，“一开始进群的有七八十人，后来一部分走了，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或者觉得没意思。留下来的没几个。”

  在赵长江的报告中，以食品责任纠纷为案由，涉诉案件数量最多的是超市、农副食店、茶叶店、药房。超市是职业打假者光顾最多的地方。对各个超市来说，“小单轰炸”最为常见。

  在起诉案中，价格最低的货品是一个标价两元钱的口香糖。“对方只买了一个，起诉理由是过期。大概过期了两三天，两块钱的东西，我们最后败诉赔了1000元。”肖涵说，所有的打假诉讼案件，呈现出大批量、反复、重复购买的特点，“我们天天质检，但是一个店几千个品类，总有疏忽。很多货品刚好只过期一两天就被盯上。”

  法律文书显示，2020年9月，该商贸公司新牌坊分店被修满元、修存良、黄小军、黄光平等四人起诉。涉诉商品共有十八九个，被四个人购买，最终形成了72个诉讼，每个诉讼标的1000块钱，加起来共涉及72000元的赔款。

  “他们会在圈子里‘分享’信息，同样的货品，换几个不同的打假人，任何一个人都来起诉一次，很多个1000元加起来，不是小数目。”肖涵说，打假人购买的货品单价低、数量少，但起诉次数多，“同一货品，可能面临多人同时起诉。2019年，公司被打假案件数量还仅有375件，2020年上升到516件，今年上半年还没完，截至五月底，已有918件。”

  和小超市被“批量起诉”不同，重庆的茶商们面临的是单笔大额诉讼的“大单流”。

  “我们遇到的，动辄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起诉。”重庆茶产业协会副会长詹林福说，许多茶商售卖的散装茶叶，在销售时会用小包真空包装做处理，“客人要多少，我们就包多少。可是一旦客人买的茶叶多，现场包装的工作量就很大，所以很多老板确实也是提前就封好了。”

  重庆市茶产业协会曾针对职业打假人索赔情况，对协会内单位做调研。“了解到的职业索赔案件就达 70 余起，总索赔金额达 5869149元，平均金额83844元。职业索赔人平均每案的索赔金额在6万元-10万元之间。”调研出具的报告称，许多茶叶商户甚至会出现了消极营业或停业的情况，对其自身家庭及上游供货渠道形成了巨大冲击。

  詹林福的店里，提前密封好的散装茶叶慢慢的开始贴上标签。“就为了应对职业打假人的。”重庆市茶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罗少南指着橱窗里摆放的标牌介绍，协会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职业打假人进行防范的培训，“一种原因是标签这样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开始想办法给散装茶叶贴标签了。还有在橱窗摆上‘展示品’‘收藏品’的标牌，来应对打假人故意买年份茶起诉过期的情况。”

  “2021年我打了200多个案子，收益大概200多万。”阿玖说，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会走到判决那一步，更多的案子以调解结束。“也有商家要求私下和解，但是我们不会主动私了。”

  作为从业者，胡勇在谈及“职业打假人”时十分谨慎，他更愿意用“较真的维权者”来定义自己，并认为“职业打假人”是含有贬义的、污名化的标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也成为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屡屡被质疑打假行为合法性的基本依据。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小理则反对动辄用“敲诈勒索”给职业打假人定性。“如果他们拿着东西‘主动’找店家索要高额赔偿，那是敲诈勒索。这里要注意，必须是主动索要，店方自己提出和解是不算的。打假人只要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流程提起诉讼、获得法律规定的赔偿，这没问题，谈不上敲诈勒索。”吴小理说，如果认为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超出了正常范畴，应该做的是出台更细致的司法解释，“一种可能是，对食品安全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分类和分级，以区分不同的赔偿程度。”

  葛树春律师认为，这份答复意味着食品药品在“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之外，最直接目的还是为了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等欺诈行为。“食品药品不同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用民间打假遏制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实际确实调动了一些人的积极性，确实对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有打击作用。”

  重庆打假案一审的高胜诉率，也成为了坊间的话题。为什么在打假这样的领域，同样的法律框架下，重庆这个城市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150碗扣肉”案后，重庆的职业打假者们普遍感觉到了温度的变化。无论胡勇还是阿玖，手头上的案子立案开始变得艰难。“最明显的是网络打假不给立案了，法院会推给商家所在地。”胡勇在6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明天我有个福建的案子要开庭，申请远程参加，对方法院说没这个条件。这等于把网络打假的路封死了。谁有时间精力去外地诉讼？我手上还押着10多万的货物，目前等于全亏。”

  胡勇认为这极不合理，会导致消费者放弃维权。“我们只是行使监督权。很多消费者没有知识储备、没时间精力去维权，不说明我们这些较真的维权者就不该存在。”他仍记得第一次胜诉后的职业成就感，以及在获利的同时，自我成就的“英雄梦想”，“最具体的例子，重庆本地的一些超市，这几年能被我们抓到的问题商品慢慢的变少，这就是我们推动商家改进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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