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小三的乐趣类似捕猎,追踪、观察、一击致命。猎人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和专注,关键时刻则出手果断。
翁语和阿风专门从事帮人捉小三的业务,他们隶属于一个叫赤色危机的团队。之所以称团队而不是公司,是因为国内暂未发放允许私人做出详细的调查的许可证。他们因帮助众多遭遇婚外情的女性调查出轨而闻名,这样一个职业有一个更吸引人的名字:私家侦探。
从委托人下定鱼死网破的决心开始,翁语和阿风就开始像警察办案一样收集目标的各种资料。包括每天的行动轨迹,经常去的场所,目标的个性、社会关系网以及生活小习惯。再从中抽丝剥茧,利用跟踪、等手段坐实出轨证据。
证据坐实后开始捉奸。侦探们分工明确,进门后,一人站窗前,防止跳楼,一人堵厨房,防止拿刀,一人手持DV录像,另一或两人负责擒住那对儿苦命鸳鸯。
这时轮到原配夫人上场,撕扯和打骂是必须上演的戏码,来自翁语在捉奸前对原配夫人的反复提点。九年的职业捉奸经验告诉翁语,小三没穿衣服和穿上衣服时是两个人,“不打她她会看不起你”。
但发泄怒火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见血是大忌。侦探们最怕一场道德审判变成刑事案件,翁语曾在大清早收到委托人提前写好的遗书,此时委托人已经拿着剪刀去找她丈夫拼命了,幸好她及时赶到,避免了一场惨剧。
然而真见了血,也并不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弥补。有一次捉奸在床,原配怒火中烧,抄起一根撬棍砍在小三头上,登时血流如注。
翁语赶紧让手下开车把撬棍扔得远远的,警察询问,答,一怒之下随手捡了颗石子砸的。派出所简单的问询后,原配便被释放了。她那时才明白,撬棍和石子的区别,也是“故意伤害罪”和“只需支付医药费”的区别。
诸如此类的应急方案还有很多,翁语明白,越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越要明白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比如每次破门捉奸之前,都要调查清楚房主是谁,如果是小三的房子,那房主必须当场说明,否则就是“误闯”。与此同时,摄影机必须全程跟拍,证明他们没暴力破门,且没有毁坏屋内超过5000元的财产,那么这次行动就算不得“私闯民宅”。
在翁语看来,帮人捉小三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很多人的道德已经彻底沦丧。她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解决婚姻问题的“下下策”,“都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们”。
有些夫妻感情破裂,一方在外找小三,且因财产分割问题不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诉求,更有甚者,会提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让对方净身出户。
在离婚案件中,法院一直秉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普通女性特别难找到实在的证据证明对方出轨,那么实际的过错方就将获取更多利益。
也正因此,翁语深信以暴制暴的法则,遇上不讲理的人,只有更不讲理才能保护自身的利益。
A女士白手起家,打拼到年薪百万,挣下了在北京两套房产和一辆汽车。丈夫一直不工作,每月从妻子那里拿两万块生活费,负责在家照顾儿子。房子和车子都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家里的银行卡全归丈夫管。
A女士她深知丈夫的品性,若贸然离婚,要做好多年心血付诸东流的准备。于是她找到翁语。
在向赤色危机支付了预付款项后,A女士得到了翁语以“朋友”身份给出的建议。先不动声色地稳住丈夫,在恰当时机,告诉丈夫有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说服丈夫把资产全部投进去。
丈夫一向爱钱,且相信妻子的商业判断,当即表示支持,两人拿着房产证到公证处公证,两套房产由A女士全权处理。
之后到信贷公司将房产抵押换成真金白银,再全部投到另一家P2P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翁语联系的。
一切手续都合规合法,A女士的千万资产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第三方”名下,也理所当然地遭遇投资失败。为了把戏做足,翁语安排了一拨手下去A女士家讨债。
家庭债务需要小两口共同偿还,在讨债的人群面前,她恳求丈夫“以后我们两个人努力一起还好吗?”,丈夫拒绝了,并主动提出离婚。
后来A女士说,当时她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若丈夫能稍微体谅她一些,她就将结束这次委托。再后来两人离婚,她给他留下了一套房子和十万块钱。
对于性格软弱的女人,翁语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在她看来,当断则断是做人的必备素质,优柔寡断只会酿成更大的恶果。她曾帮助一名委托人捉奸三次,前后长达两年。
而对这名委托人丈夫的捉奸行动,也因难度较大让翁语颇感头疼。当时强烈的怀疑让B女士痛苦难耐,夜夜饮酒,昏昏沉沉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后,她找到翁语。
在翁语面前,B女士将怀疑的原因归结为第六感。翁语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只要经她手的委托,最终结果80%都是出轨,剩下两成,不是吸毒,就是赌博。
但B女士的丈夫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她在外做生意,住在北京高档小区,戒备森严,坐电梯也要刷卡。他有一辆奔驰,一辆宝马,一般人不知道他平时坐哪辆车出门。为保证安全,他还让司机住在家中侧间。
小区难以突破,他们就整天混在院子门口,和看门老大爷、扫地阿姨扯闲篇,混得面熟了,塞两条好烟,几百块钱,说亲戚住在里面,开门放行不在话下,还把门禁卡弄到手了。
之后跟踪目标,确定具体具置,在他两辆车上装上GPS定位装置,如此一来,这位丈夫就成了翁语手机手机上的一个移动的点;再通过反猫眼设备观察房间结构,这是为最后的捉奸做准备。
下一步是搜集证据,他们紧跟丈夫近一个月,用DV或安装在手机耳机接口处的头拍摄下约会和逛街的影像资料。晚上,他们找到附近一栋与丈夫住处几乎平层的高楼,利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室内情况。窗帘没拉严,证据确凿。
捉奸当天,翁语没有参加。凌晨两点钟,他接到手下的一个电话,任务完成一般任务完成后他们不会马上向翁语汇报“这次有惊喜,一张床按下四个”。
让B女士没想到的不止是还有小四小五的存在。捉奸之前几个月,她听说他的生意赔了本钱,便去看望,丈夫带她去吃沙县小吃,她看丈夫生意难做,将家中积蓄拿出来补贴丈夫。
即便如此,B女士还是因为孩子没选离婚。之后的两年,翁语又帮这位当事人捉了两次。“这次应该是离了”,翁语说。
有一次和一群客户聊天,偶然说起离婚率的问题,翁语便举此例说明不离婚不代表婚姻没问题。在捉小三的九年时间里,她逐渐对两性关系的崩坏习以为常。“算算你们周围的朋友,十对里面得有七对出轨的”,四下默然。
做了五年私人侦探之后,阿风已经对捉奸在床的故事不大感冒了。他喜欢看《人民的名义》,他认为这是一部拍得极其真实的电视剧,比起捉小三,他更渴望能发挥特长,搞下几个贪官,为民除害。
他曾有机会做到。前几年到外地办业务,委托人的丈夫在当地势力庞大(“有点赵瑞龙的意思”),明目张胆在外包养情妇,委托人向法院起诉离婚,但因丈夫的干预,始终没有办法胜诉。
主管此案的法官,五十多岁年纪,低调朴实(“有点像赵德汉”)。据阿风观察,他的酱色外套不会超过一百块钱,很少换。
阿风先在网上了解情况,在相关贴吧里,他看到一片“贪赃枉法”的骂声。他又在法院门口找黑车司机聊了聊,正好司机的表弟在这打过官司,因为没送钱,官司输了,司机说“这是雁过拔毛的地方”。
委托人明白,只有把这个法官搞下台,自己的官司才有胜诉的可能。搞下台的方式有很多种,比较难的一种是找到他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简单的是查到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但法官的警觉性极强(“就跟第一集的丁义珍一样”),他会在上电梯时多按一两层,这直接引发阿风花费了两天才知道他家住在几楼;平时出门,他绝不会直接在家附近打车,而是要多走出两个路口。
阿风想了很多方法,找社会上的朋友查他的银行账单?依他的经验来看根本没用,湖绝不会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黑钱。跟踪他?他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连单位给他的专车都不坐。阿风确实见到他与委托人的丈夫一起吃饭,但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二十天的侦查之后,阿风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委托人也明白这项任务的难度,只拿了老公出轨的证据了事。贪官没搞下来,这一直是阿风心中的一个遗憾。
翁语的团队除了阿风还有十几名员工,有全职有兼职。委托人要赤色团队的行动支付两万到四万元,视难度适当增减。阿风每做一单能够获得七八千元,每月做两单就比大多数城市白领的收入要高。现在他还不想换工作,他还在享受追捕猎物的乐趣。当被问到这样一个职业的法律争议时,他依然难掩一腔为民除害的热情。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非常手段达到目的是私人侦探的价值所在,道德判断在这个行当以一种带有江湖气的、替天行道的方式存在。翁语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做人准则,“你对我好,我就对你更好,你黑,我可以比你更黑”。
有人称她是具备心理医生和律师素质的私人侦探,她也不反对。不同的是,心理医生让人接受现实,向内获得幸福;而翁语的方式似乎更简单有效,“就搞他吧,搞完你就痛快了!”
至于律师至少在《婚姻法》领域,翁语自认比大多数律师懂得都多。法律意识是她安身立命的本钱,曾有委托人找她办事,上来就说要另一半净身出户,翁语一脸不屑,反问道:“你懂法吗?”